编者按：
一代王妃戴安娜罹难弃世将近一载，近来欧美媒体再度传出种种说法，对其遇难原因做出诸多猜测，有人甚至怀疑这位平民王妃乃是英国皇室和安全部门联手谋害的牺牲品。六月十五日，伦敦书市推出了由女作家朱丽·伯奇尔所著的最新传记之作《家庭：戴安娜·斯宾塞夫人奇特而孤独的童年》，该书由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逊书局印行，定价二十英镑。以下是本报选自该书第一章的节译，叙述了戴安娜的早年生活。
去年8月31日的早晨，一位神采奕奕，慈爱善良，又非常漂亮的英国女郎———恰恰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子——在巴黎的地下隧道里完成了她与命运之神的最后一次约会。
她在一辆德国汽车内丧生，身边是一位埃及的风流公子，他们正在法国的首都共享欢乐时光。这位英国女子的死对她的祖国无疑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尽管英国的媒体一直在追踪报道她的一举一动，对她有颇多的微词，但英国的大众却极为崇拜并爱戴这位善良、聪慧、热情的女子。这是为什么呢？一位来自英国中部的拘谨而害羞的幼儿园教师，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天赋（“我总是木头木脑的，这就是我”），却以她特有的气质征服了全世界，使得约翰·F·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在家乡的这位巾帼英雄面前也黯然失色，这是怎么回事呢？英国皇室怎么会料到，大众已经不再理睬他们对这样一颗光彩照人的灵魂所施加的诽谤之词。失去了她，我们如何生活？
回答是：不，我们没有失去她。戴安娜的时代并没有结束，而应该说才刚刚开始。她绝伦的美艳、至善的爱心和无穷的魅力都将流芳百世。她将在每一次皇家婚礼上被人们悼念，成为每一次加冕典礼上羞涩的新娘。我们将永远怀念她，皇室的人们也将如此。
在传统的神话故事中，一位漂亮的公主诞生时，身边总有一群艳丽的仙女陪伴着，她们会献上各种独特的礼物。而1961年6月1日黄昏时分，当戴安娜·斯宾塞在诺福克的桑丁汉皇家庄园的公园住宅内出生时，令人欣慰的是，她的远近亲戚们赋予这个小姑娘的则是各自独特的个性。
汉弗莱·鲍嘉的伶牙俐齿，乔治·桑的仁慈心肠，哈蕾特·比切尔·斯陀微对弱者的同情，格雷厄姆·格林尼的善于揭露丑行，奥立弗·克伦威尔对统治阶层的轻蔑，俾士麦的好战，鲁道夫·范伦铁诺对戏剧的无知，奥逊·威尔斯神奇的拍电影本领，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对家庭生活的满脑子幻想，简·奥斯丁对婚姻的悲观情绪，凡此种种，都是亲戚们赠送给戴安娜的礼物。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确信，这小姑娘偶尔也会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公众形象的出现，尽管最初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但他（她）对本国大众所意味的东西要远远超出那些冷漠孤傲的统治者本身。
当然，有一次洗礼就有一个教母卡拉波斯。戴安娜·斯宾塞的卡拉波斯可能是她未来的继祖母芭芭拉·卡特兰。她也送给小姑娘一份礼物，这礼物曾折磨了老祖母短暂、悲哀、熠熠闪光而又神奇的一生，这礼物便是，她始终相信现实中的确存在着神话故事里的浪漫仙境。
当然，小戴安娜对此会看得更清楚：作为一个孩子，在她眼前出现的神话故事的浪漫色彩正在随着它最后一幕的狂怒和斥责而逐渐烟消云散。躲在高高的楼梯旁边，小戴安娜·斯宾塞第一次目睹了父母之间的争吵和怒骂。
也许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生命只能是向前度日，向后回顾。父母的婚姻或许曾使戴安娜几度不愿再思考自己的终身大事。
她的父亲是家族中的第八位伯爵，这个家族在过去的400年中曾有过几度辉煌的时期，比专制君主更为富裕，具有更高的权力。从都铎王朝的牧羊时代起，斯宾塞家族在查理二世统治之下就已经达到了自己辉煌的盛世。他们稳固地驾驭着英国的上上下下，如同戴安娜后来通过哈维·尼柯而使她的小型疗法红极一时那样。正如历史学家约翰·皮尔逊所指出的，“至18世纪的鼎盛时期，几乎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关系方面都与斯宾塞家族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一家族被一些人称之为‘伟大的辉格党族’”。今天，我们对辉格党的印象已经淡漠了，但在当时它却是英国政治家藏垢纳污的合适之处。事实上，辉格党使新工党显得极度偏向右翼。
斯宾塞家族与基森家的姑娘和波恩兹家的姑娘联姻，这两位姑娘都是城里头面人物的女儿，嫁妆极为丰富。也许可以大胆地设想，女子姓氏的最末一个字母如果是英文字母表中最后3个字母中的一个，那么，她可能出身在犹太人家庭。这种想法有点大胆，但我愿意这样设想。我第一次见到戴安娜时，从她言谈举止的细微之处，我仿佛看到了犹太人的影子——主要来自母亲方面，她厌恶马匹，嗅觉敏锐，脸蛋标致，索取与付出同样太多。
19世纪时的斯宾塞家族属于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约翰·波恩兹·斯宾塞——红衣伯爵——把温布尔登公共地带送给了平民百姓。然而，到了20世纪，斯宾塞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了，最后降到朝臣的地位，并且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家族的第七位伯爵隐退到在阿尔索普的私人豪华住宅。在那儿，他与玛丽女王坐在大厅里专心致志地做刺绣活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的儿子约翰尼，也就是戴安娜的父亲，被指派为女王的侍从武官。这是值得大大庆幸的事情，因为这个职务非常适合于他那点极为有限的才干。
约翰尼的未来是由母亲和她的一位内室女友——这是个戏称——露丝·福莫伊决定的。我们可以想像，两位太太在卧室里长谈至深夜，悠闲地嚼着甜点心，小口品尝着杜松子酒，就这样做出了决定。这桩草率决定的婚姻，这种含糊其辞而又近乎麻木的某种暗示同时也决定了下一代的小姑娘不幸的命运。
有幸与约翰尼伯爵联姻的是福莫伊太太的女儿弗朗西丝，她生气勃勃，十分性感，但这些却带来了无休无止的麻烦。可怜的老约翰尼·斯宾塞，上帝保佑他，他从没有显赫的业绩，而只是绕着王宫骑马狂奔，想着日后能继承这所漂亮的府宅。倘若这一愿望得以实现的话，肯定要比做这样一个小小的皇家卫士体面多了。当初，就在他们设想着这一计划的那个夜晚，这个小小的皇家卫士竟然兴奋地倒在了卧室的地板上。
1954年，18岁的弗朗西丝与32岁的约翰尼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女王与她的亲戚们都来参加了。这对夫妇从此走上了出生——婚姻——死亡的人生道路。他们生儿育女，打发时光。
当他们的第五个孩子查尔斯于1964年出生时，弗朗西丝被允许不再生育，那年她才28岁。当时上流社会的女子一般都不指望能有爱情长久的婚姻，她们只是为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男人生育后代。这样的男人是无法满足像弗朗西丝这样年轻而又青春蓬勃的女子的。
她住到了母亲从前在桑丁汉的老房子里，那时她一定在想，自己这辈子完了。然而，命运的轮回似乎又慢慢地、但却是稳稳地转向了沉睡已久的诺福克。它使弗朗西丝重新获得自由，并有了第二次婚姻。她嫁给了彼得·沙·基德，这位先生只是继承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废纸，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神秘和贵族气质可言。弗朗西丝在1967年跟着他私奔了。这一年正是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及性解放之风盛行之时。那些性格倔强的乡下姑娘，——应该说是乡下女人，她们的婚姻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堪，以至于她们情愿舍弃自己的孩子，而不愿再继续维持那种已经死亡的婚姻——她们为了谋生而拼命干活，跟着那些身无分文的男人和玩马球的家伙四处奔波。
弗朗西丝认为她的丈夫过于冷酷，便开始与他闹离婚。约翰尼则反唇相讥，说她是个荡妇。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物力之后，弗朗西丝被迫撤销了她在离婚申诉中提出的一些要求，而约翰尼则同意了一项对弗朗西丝不利的离婚协议。一场真正的战斗从此开始了。
上层社会的女子只有在被认为拥有财富时才可享受特权并得到保护。尽管弗朗西丝提出对孩子的监护，尽管她自19岁之后，孩子们便是她生命的全部内容，尽管监护权属于母亲，但仍然有许多棘手的问题对她极为不利。一个女于想要离开自己有伯爵头衔的丈夫，这不仅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简直被认为是疯狂的举动。当弗朗西丝的母亲从女王的内室里走出来的时候，致命的一击便从天而降，天平完全倾向了伯爵一边。
失败还不算太惨重，老夫人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外孙儿女们在精神上的健康成长，而是唯恐他们失去了温莎的皇亲国戚的地位，而被当作澳大利亚小黑鬼，只会乱吼乱叫，没有教养，只知道做做生意。坦白地说，她把女儿嫁给斯宾塞家族只是为了能穿上皇室的服装，如此而已。当福莫伊太太看着失去母亲的小戴安娜在玩耍时，作为外祖母，她的最大心愿便是希望孩子们成为她的荣耀。
沙·基德夫人最终只能到宗教当中去寻求安慰，她独自一人出外旅游。而她的女儿戴安娜在圣诞节时却一个人呆在肯辛顿宫的寓所里，与她的玩具娃娃们在一起，这是他们慈祥的外祖母送的礼物，娃娃们都穿着坚硬的条纹呢衬裙。此情此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在第一次打算进入统治阶层的计划遭到毁灭性失败之后的那种令人心碎的结局。
戴安娜在学校时被同学称为“笨蛋”，因为她的成绩平平。当然，还因为她6岁时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性格内向迟钝，过分的谦卑与善良。但正是由于这一点，使英国的大众将她视为“我们中的一个”。我们可以这样说，她在学校时就已经受到了伤害。
早在1968年1月，6岁的戴安娜就开始在国王林恩领地的西菲尔德日间学校上学了。母亲已经离去，父亲陷入极度的痛苦，终日郁郁寡欢。小戴安娜当时最大的乐趣便是去帮助那些比她还小的幼儿班的孩子。她在一生中似乎本能地感觉到，能够愈合自己心灵创伤的唯一方法便是去帮助别人，这样做对她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她是皇室成员中唯一在公开场合不戴手套的人。在抚顶祝福仪式上不得不戴上手套，此时她便会手足无措，甚至跌倒在地。
9岁以后，戴安娜被送到在诺福克的迪斯地方的雷兹华斯城堡内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在那里，她大部分时间都与她的豚鼠“小家伙”在一起，这小东西平时呆在学校的宠物角，那儿有它的一群伙伴，仓鼠和兔子归其他的学生。此后的三年当中，戴安娜与“小家伙”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父母隔周来一次，带些糟蛋、姜饼等吃的东西给她。
小戴安娜梦想当个职业舞蹈家。她刻苦地练习旋转，想有朝一日像个公主那样登台亮相。可惜的是，她个子太高。但这偏高的身材倒给了她几分自信心。最初，她在表演时总爱弯腰曲背，或站在较低的台阶上，脚穿一双平跟鞋，显得无精打采。后来，当她的梦想一旦破灭，她便索性穿起了高跟鞋，戴上高高的大帽子，棒球运动员的那种大帽子，头发也向上盘起来。这样一来，她便一下子超出了标尺上6英尺的刻度线。她亭亭玉立，金发碧眼，显然是那些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好色之徒追逐的一件光彩的战利品，她允许自己带几分冷艳的姿色，但决不做富人手中的玩物。
戴安娜离开雷兹华斯城堡的学校时只得了一个乐于助人奖，表彰她在校几年所取得的成绩。1973年9月，她来到西威尔士，那儿有一所肯特郡的女子寄宿制学校。她在那所学校里努力学习游泳和舞蹈，似乎那是她生命的全部寄托；她用功读书，仿佛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在预科时她便阅读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并获得学分。夜晚她躺在床上，眼前恰好有一张威尔士亲王在授勋仪式上的画像。正如印度尼西亚的皮影戏“瓦扬”所表现的那样，一切都影射着现实，甚至在这小姑娘的睡梦中也有着命运的某种预兆。
1975年，第七位斯宾塞伯爵去世，戴安娜的父亲继承了阿尔索普庄园，这是斯宾塞家族居住了15代的家园，这是一所不幸的住宅。如同戴安娜一样，它的主人在芭芭拉·卡特兰创作的故事中寻求庇护：与卡特兰的女儿蕾妮在1976年结婚。孩子们用敌视的眼光看着蕾妮，戴安娜对这个家庭更加疏远了。
她此时一心想在卡特兰的书中寻求保护，心中充满了幻想。1977年夏天，她的每一门课程都留下了失败的记录——英语、英国文学、地理、还有艺术——到冬天仍然如此，尽管她又试了一次。
圣诞节离校之前，她获得了一份特殊的奖赏，这是校方偶尔给予那些对学校有所效力，但“未被称赞”的学生的一种奖励。戴安娜告诉女校长，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感到惊喜的事情之一”。
正是在这样令人沮丧的时刻，戴安娜又一次见到了威尔士亲王，而亲王则是第一次见到她。亲王那时16岁，戴安娜在桑丁汉已经是他三年的邻居了。
在阿尔索普靠近“诺伯特树林”的“被开垦过的土地上”，戴安娜打猎时又遇到了查尔斯。那块土地作为著名的达拉斯“绿野之丘”而载入了现代皇家史册。因为正是在那儿，猎手见到了猎物，尽管谁是猎手谁是猎物还没有定论。戴安娜早在少女时代便有满脑袋的故事，此时，她就把这些故事很快地挤压到了亲王的脑袋里。当时，她几乎根本没想过婚姻方面的问题。她的姐姐莎拉是亲王的女友，戴安娜很崇拜自己的姐姐。
即使到了后来，当她天真地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正在渐渐地向亲王靠拢时，她的心理仍然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可悲的事实是，这两个不相配的人都成了彼此的猎物。她的家庭对皇室统治的觊觎通过这个肥美猎物的捕获而得以稳固的延续，而这一点却使亲王的家庭感到头疼。不同的是，查尔斯王子已经到了考虑问题日趋成熟的年龄，他对这一点知道得更清楚。
那么，查尔斯王子对16岁的戴安娜作如何想法呢？说心里话，他对她没有丝毫淫荡的念头。王子绝非好色之徒，他更看重异性朋友的精明能干，而不是品行美德。
查尔斯希望女友们对他百依百顺，他让人感觉到，在那威严的外表下，他需要这份虚荣；作为一名骑士，他需要一种激励起斗志的东西——约翰·威尼对一位莎拉森公主说，因为没有把她放在他的膝上，她发怒了，而这副神态显得很美。他常常犯同样的错误，他那种兴奋不安的神态曾经倾倒了许多他最喜爱的女子——卡拉米·莎德、简·维勒斯蕾、安娜·“维普拉什”·瓦拉丝——她们抛弃他时真是出足了风头。
戴安娜那时候一定是过分地温顺，以致让人感到乏味，王子当时对她没有产生什么兴趣。当然，以后的情形改变了；他把一位德累斯顿的牧羊女带回了家，将她造就成了一位德累斯顿的投弹手。当她成为小王子的母亲时，她信心十足地表现出了真正的斯宾塞气质，王子为此感到震惊。当王子真正开始行使权力时，戴安娜从没有得到过同等的权力；她具有过于完美的人格力量，她无需这份权力。她绝不是那种驯服与危险并存的“迷人的”混合体，她不同于那些虚伪的上流社会女子，她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去诱惑男人并得到丈夫；她单纯坦诚。
安德鲁·莫顿的录音磁带里记下了她谈到查尔斯王子第一次占有她时的情形。那是1980年的7月，当时他们坐在一个干草堆上野餐。她对他说，对于蒙特巴登公爵的被害，她表示遗憾。“过了片刻，他跳到我身上动作起来”。
有过第一次性生活的人都明白，人们在床第之间寻求的，是他们在孩提时代错过了的东西。对查尔斯王子来说，这显然是一种肉体的欲望和快感。对性的本能的渴望，证明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而在他脱去短裤之前则一直在忍受着残酷而又特殊的煎熬。看过帕塞的新闻纪录片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年轻的女王在一次例行公事的长途旅行返回时，只和一个小得可怜的男孩握了握手，这个男孩一直在码头边等着她的归来。女王这样做很难让人谅解。
1980年的夏天，查尔斯已经32岁了，仍然和他那位思想开放的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并不介意他把姑娘带回家来。然而，查尔斯已经过了做儿子的年龄了；他要在将来由他统辖的百姓眼中表现出自己已经成熟起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成为一个丈夫。他的家庭、他的国家、以及朝廷上下都希望他早日完婚。查尔斯王子曾一度感到自己像一只被追赶的猎物。
戴安娜究竟是猎物还是猎手，这个问题在她的一生中出现过多次：与新闻界的先生们，与詹姆斯·赫威特，当然还有与威尔士亲王单独呆在一起时的那些公开的传闻。（奇怪的是，正是在她作为猎手，看守着猎物——用她那双大大的、迪斯尼式的眼睛，颤抖的嘴唇，羞怯的、默默的微笑，还有急匆匆的奔跑——或是在她成了后来人们传说中的猎物时，她看起来才像真正的“女猎手戴安娜”，富有光泽的金色头发、结实有力的双腿、深褐色的健壮手臂正好拉紧弓箭。）从这层意义上确切地说，她是跟在查尔斯王子“身后”的，但不是那种不慌不忙的追逐，更多的倒像是跌跌撞撞地跟随其后，像一列逃亡的火车跟随着另一列，或者说像一条赛狗在追逐一只上了发条的兔子。
即使是“笨蛋”斯宾塞，现在也有了喜讯：她要出嫁了。如果一切都已经如此安排好了的话，她要使这婚事成为自己一生中的大事，成为她的一切。她要缔造真正意义上的婚姻，不只是为生儿育女，也不要暗中耍什么手段；她要在阿尔索普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家庭。尽管她的丈夫神情焦虑，但她仍要在全世界面前向自己的祖国发誓，她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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